《中國青年報》5月15日報道了一個叫駱錦強的90后農民工子弟，他在北京從小學到初中畢業，四次轉學，始終無法有張安穩的課桌，想回老家農村實際也已經無法回去。他在北京讀的是農民工子弟小學，但所讀學校遭受的是被拆命運。他說：“我沒有學籍，沒法讀高中，除非是回老家，從初一重新開始讀。”顯然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　　駱錦強不過是中國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農民工子弟的一個普通例子，在他們身上所遇到的義務教育問題，表面看似乎是個經濟問題，實際上是個機會問題，也就是社會是否向他們提供了適當的基礎教育機會。正是首先在這個環節上，我國教育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。城市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和趨勢，其進程之快在世界歷史上也屬于十分難見。城市化意味著從農村有大量人口進入城市，到城市工作、生活，當社會和政府將城市化主要理解為一種經濟學問題時，自然就會導致義務教育發生脫節，也即沒有及時、適當的義務教育配套，從而使新增城市人口陷入義務教育困境。所謂新增城市人口，并不能由戶口制度衡量，而是由事實上的居住和生活所體現。把義務教育跟戶口制度捆綁，違背了城市新增人口的基本事實。

　　如果從具體執行義務教育角度來說，各地教育機構和政府可以找出很多理由，來解釋所轄地區農民工子弟義務教育困境的責任不在自己，或者說主要責任不在自己。這些解釋其實當從整個國家和社會來看時，都不過是很蒼白的本位主義。雖然義務教育的義務屬于家長和孩子本身，但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的義務，各地政府作為國家在當地的行政法人，必須以國家的角色履行好相應的義務。

　　義務教育是十六世紀馬丁·路德宗教改革的偉大成就，它首先被規定為了國家的義務，也就是一個國家的政府，必須向全體國民提供和解決基礎教育機會，不管一個國民在這個國家如何個遷徙，當地政府都必須為其家庭和子女解決獲得基礎教育的機會。相應的，就是一國國民在所在國家任何地方，只要是穩定居住、工作和生活，就應該擁有獲得義務教育的權利。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，國家才相應有對國民進行強制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，也就是當某個國民不讓孩子去學校接受基礎教育時，政府可以對他采取強制措施，以保證全體國民的孩子能接受基礎教育。

　　然而在中國，義務教育的觀念卻被一些人作了顛倒，掩蓋或虛化掉了國家首先是義務人的角色，而把義務歸結到了家長和孩子身上。由于國家義務的缺損，從而，實際也就導致了家長、孩子的義務不能存在。假如家長、孩子拒絕就學，政府會去強迫嗎？政府并不會去強迫，因為強迫孩子去就學，也就意味著政府首先必須執行其義務。比如像駱錦強這樣希望讀書的孩子，他和他的父母愁的恰恰是政府不去強迫。他們是多么希望自己生活、工作地方的政府能去強迫他們啊！這樣，他們就不用愁沒有一張穩定的課桌了。（顧則徐時事評論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