轉嫁一：有勁兒全往孩子身上使，“全陪媽媽” 將兒子逼成“少白頭”

　　董太太的女兒蓉蓉上高二了，現在什么家務活都不干。這倒不是董太太刻意慣出來的。一開始，董太太還要求蓉蓉做點家務，但蓉蓉只要一拖，做媽媽的就會忍不住自己動手了。譬如，看著女兒的臟衣服堆在家里，如果不去洗，董太太會覺得心煩意亂。只有洗了，心里才會痛快一點。表面的原因是，這符合自己的衛生習慣。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，她這樣做給女兒節省了時間去學習。

　　盡一切可能節省女兒的時間讓她去學習，這成了董太太的原始心理需求。為什么會這樣呢？因為在潛意識中，她對社會的變遷感到焦慮，覺得自己適應不了目前激烈的競爭。但是，她又沒有勇氣去提高自己，于是就暗暗希望女兒能考上名牌大學，在社會競爭中“奪占制高點”，自己也因此產生了成就感。

　　所以，她有勁兒就往女兒身上使，而不是往自己身上使。

　　這種心理轉嫁機制在媽媽的身上比較常見。不過，董太太的做法是很普通的，有一些媽媽的做法就到了一種極致。

　　譬如，“中學語文教學資源網”一篇名為《如此“培優”令人心疼》的文章講到了一種怪現象：在武漢，一些媽媽把業余時間全部拿來陪孩子上各種各樣的“培優班”，除了工作外，她們時刻陪伴在孩子身邊，不讓孩子有一刻的空閑，必須拿出全部精力去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。這篇文章是一個爸爸寫的，他寫道：

　　兒子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被他媽*著“培優”，從沒有過過周末。6年來，妻子把他送進的“培優班”不下30個。兒子自嘲是見不到陽光的人，早晨6時走，晚上11時休息。經常晚上*時就聽不到他的聲音了，一看，他斜靠在床上，流著口水睡得正香，手里的書掉在地上，讓人心疼！

　　兒子五年級時長出幾根白發，當時我沒在意。上初中后，兒子白發越來越多，現在看起來像個小老頭……我們擔心孩子有病，帶兒子看了好多醫院，看了西醫又看中醫，醫生的結論是孩子精神壓力過大。按醫囑買回核桃、黑芝麻給兒子吃，可兒子的白發仍不見少。

　　每天早上6時，妻子準時叫兒子起床復習功課。即便上廁所、吃早餐時，妻子也要讓兒子多背幾個單詞。兒子上小學時，每天下午5時30分放學。妻子在校門口直接將兒子從漢陽接到武昌，趕6時的“培優班”。公共汽車上，妻子一手端飯，一手拿水。兒子在車上解決完晚餐后就上“培優班”了。晚上9時下課回家，兒子還要完成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。

　　并且，這樣的媽媽成了一個群體，她們相互交流信息，聽說哪個“培優班”好，就會相互告知，然后紛紛去替孩子報名。

　　這些“全陪媽媽”將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來“提高孩子的能力”，盡管出現了明顯的負面效果仍不肯停下來。為什么會這樣呢？最簡單的解釋就是，這是極端的“有勁兒就往孩子身上使”，她們看似是為孩子，但內心中，她們是為自己不能適應社會而焦慮。

　　徐博士說：“很多媽媽，自己完全停止成長了，她們能不焦慮嗎？但她們不努力讓自己成長，而是將壓力全放在孩子身上。她們說，這是愛，但不客氣地說，她們是在轉嫁自己的焦慮。”

　　轉嫁二：把“理想自我”強加給孩子，知識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層樓

　　前面的轉嫁方式中，父母一方停止成長，而將“提高競爭能力”的壓力完全轉嫁給孩子。但還有一些家長，自己并沒停止成長，但孩子則成了他們證明自己的工具，而不是獨立成長的另外一個人。只有孩子成功了，自己才有臉面。如果孩子不能出類拔萃，自己會覺得很丟臉。

　　著名教育家徐國靜說，她發現工人媽媽們對孩子的發展很滿足，她們說，我兒子學習不錯，要考大學；女兒成績不怎么好，但她有夢想，將來一定有出息。但“知識媽媽”們對孩子的標準普遍苛刻，因為她們比的不是孩子有沒有考上大學，而是有沒有考上清華、北大，是否去了哈佛。

　　這是一種“理想自我”與“現實自我”的差距問題。“理想自我”總比“現實自我”高一層，工人媽媽的“理想自我”可能是成為知識分子，孩子只要達到這個水平就行了。但“知識媽媽”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層，孩子必須達到這個水平她們才心滿意足。但在很多方面，工人家庭和知識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線是一樣的，知識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優勢，但卻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壓力。

　　一個媽媽訴苦說，自己聽了很多講座，看了許多教育書籍，希望女兒能學習繪畫、英語、舞蹈和音樂，所以專門在少年宮附近買了房子。盡管這套房子格局不好，又很貴。但上中學以后，她發現女兒成績變差了，她的“全方位”設計落空了，而且女兒變得特別不聽話。自己付出這么多，為什么會換來這個結果？這位媽媽陷入痛苦之中。

　　徐國靜認為，這些父母其實都在不自覺中把自己當成“債主”，甚至逼孩子“還債”，從而站到了孩子的對立面上，親情關系也變得像“債主”和“債務人”般緊張，這樣的家庭環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長。